SARS考验 谁对北京负责 谁对生命负责
相关阅读：
面对甲方指定分包，总包扮演什么角色，这是业内人士不言而喻的事情。在这个大前提下，东黎广场工程项目的总承包方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演绎了一段令人心酸的故事——
一、首例“非典”的出现
4月23日，北京东黎广场工地上的民工黄堡振发高烧了，立即被送往协和医院。4月27日晚，总包接到北京市东城区防疫站的通知，此人被确诊为“非典”病人。
这是一个来自山东省东明县的青年，是负责该工程部分装饰工程的中建二局装饰工程公司的工人。二局装饰公司是甲方指定分包单位之一，共有111名工人。这支队伍施工在东城，生活住地在朝阳，与黄堡振同住的还有45人！
北京市政府关于疫情重点区采取隔离控制措施的《通告》，已经让人们谈“非”色变。黄堡振收治后一个最紧急的问题产生了：45个密切接触者必须隔离观察，疫情不能进一步扩散!总承包方——中建一局五公司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按照北京市委办公厅《紧急通知》和市建委《疫情工地隔离管理的实施方案》的要求，安排隔离问题。东城区防疫站建议，立即将45人转移到施工已完结构楼中，总包方和分包方一致赞成。分包商行动尤其迅速，当下将45人和行李拉到工地门口。没想到，这一方案遭到甲方的坚决反对。45人没下车在大门口苦等一小时后又被拉了回去。第二天早晨，在朝阳区政府的帮助下，才将45人安排在朝阳区金盏乡某度假村。
与此同时，总包除协助分包对香河园15号采取消毒措施，对没有隔离的65名工人实行封闭管理以外，还做了几件事：一是按照京办发文件“层层建立责任制”、“依法追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经济责任、行政责任以至于刑事责任”等精神，起草了包含甲方、总包、分包三方签署的责任状；二是按照市建委“成立疫情工地隔离控制指挥部”的规定，成立了由总包和甲方、监理、分包以及左家庄街道办事处共同组成的“东黎广场工程工地隔离控制指挥部”，三是购置了大量口罩、温度计、中药、过氧乙酸、紫外线杀菌灯等，协助分包方做好其他民工的封闭管理。
二、12家分包3家有“非典”
中建一局五公司自己使用的民工共400多人，全部居住在施工现场外的生活区内，已经在第一时间达到封闭管理的要求，无一例“非典”发生。而甲方指定分包的12家施工队伍，共有1000多人，分散在东城、朝阳、丰台、大兴4个区，有的租住宾馆地下室，有的租住农民房，有的集体居住，有的带着家属单独居住，还有属本市户口回家住的。
5月3日下午，正在朝阳区某度假村隔离的45人中又有9人出现发烧症状，晚上在隔离区大夫的护送下至金盏乡医院，经检查不是“非典”，5月4日下午送回度假村。5月4日早上的例行检查中，有9人仍有低烧，被120送往垂杨柳医院和安贞医院留观。截至目前，2人被送往小汤山医院，3人出院，4人继续留观。
5月3日晚上，另一甲指分包沈阳远大铝业工程公司的队伍里，江苏省铜山县的刘永感觉不舒服，擅自去协和医院看病，5月4日上午东城区疾控中心的通知：确诊为“非典型性肺炎”。
5月6日，北京金丰环球远大装饰公司居住在香河园6号院的民工奚建东发烧，服药后，反复地退烧、发烧。8日上午，120送至北京第六医院，晚上被通知确诊为非典。与奚建东同住的有5人，一同吃饭的有15人。
疫情如火，责任如山!隔离、隔离、还是隔离！
沈阳远大的队伍共有270多人，其中120人住在朝阳区左家庄小关甲45号，与刘永同住的有6人。6个密切接触者必须马上隔离，北京金丰也有14人必须马上隔离，朝阳区左家庄小关甲45号、香河园6号院必须马上消毒，并严格按照市建委要求做到封闭管理，民工宿舍每间不超过15人，且通风良好、生活区每天至少消毒两次，民工每天进行两次体温监测，并有记录。
中建一局五公司领导班子全体出动，董事长蒋丽云和总经理张连忠带队，又是一番“救火”。隔离地点越来越难找了，老百姓听说是工地民工租房子，给多少钱也不愿意出租。总包与甲方几位老总几经周折寻找隔离地点，即使签订了租赁合同，由于老百姓不同意也无法入住。
进入该工程尚未装修的结构楼，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中建一局五公司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当即决定：立即进楼集中隔离相关人员。总包再次提出的这个方案，得到上级部门的同意，却再次受到甲方的否定。经过反复协商，最后甲方迫于政府的压力和总包的建议，不得已同意腾出现场甲方的办公楼，和总包的办公楼一起划为隔离区。
三、当总包必须行使权力的时候
甲方指定分包，与总包在表面意义上是总分包关系，而实际上这些分包是甲方招标、甲方支付工程款，有的甲指分包下面还有甲方指定的分包，在众多的分包和复杂的关系中，总包除了现场作业的进度和质量外，甚至缺乏对分包的了解，更谈不上制约分包的手段。如果说解决这个建筑市场深层次的问题还需要一个过程，那么，面临疫情如火、人命关天的严峻时刻，总包必须行使它的权力，使12家分包的1000多名民工处于受控状态。
这是命令。北京市政府的《通告》、市委、市政府两办《紧急通知》、市建委关于疫情工地和施工现场的两个《实施方案》，都在要求总包必须这样做。
这是责任。1000多名民工的生命健康，北京市民的生命健康，各省市农民兄弟的生命健康，都要求国家建筑业的“正规军”，北京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必须毫不犹豫地这样做!
中建一局五公司做出一系列决定并立即实施：
——从总部抽调30名管理人员，连夜与项目经理部职工一道，分成6个组，每组2到3人，从晚七点开始，分头突击清查。清查组每到一个分包居住地点，都要对分包名称、总人数、姓名、原籍、身份证号、现住址、宿舍人数、健康状况、宿舍条件、环境卫生、上下班交通如何解决等进行详细登记。同时给12家分包方发放《东黎广场工程甲指分包工人住宿情况填报表》，要求尽快如实填报人数、住宿地点、居住房间的负责人以及居住情况是否达标等。
——与甲方和分包共同签订责任制，责任状中明确：如分包不达到总包要求，停止其施工并进行经济处罚。
——对工地以外达到封闭管理条件的民工生活区，立即解决上下班的班车及班车消毒等问题，形成民工流动的专门通道。
——将分散居住且不具备封闭管理条件的民工转移到东黎广场施工现场结构已完工的公寓楼内实行封闭管理。公司把领导干部、卫生防疫、保安、生活后勤等方面的主要力量集中到了东黎广场，不仅解决了沈阳远大6个隔离人员的房间，分包还为隔离人员配备了电视、书籍、报纸。总包在最短的时间内安装了楼外临时上下水、污水管线，建成了临时盥洗池、洗澡间、更衣室，还在工地设立了医务室、小卖部、理发室、IC卡电话……
如果总承包方所做的这一切，都能顺利进行，也就没有了总包的悲哀。就在中建一局五公司举九牛之力解决甲方指定分包防控“非典”问题的时候，又遭遇来自甲方的阻力。
四、竟被说成“强蛮的行动”!
东黎广场工程项目的甲方，在抗击“非典”斗争中，有4名高层管理人员一直在现场。和所有投入抗击“非典”斗争的总包人员、分包人员、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一起战斗。一样的开会，一样的紧急处理问题，一样的熬夜，一样的带病工作。然而，甲方真正的决策人在“非典”高发期间离京，之后甲方内部出现了来自“非典”一线和境外遥控的纷争。
战斗在“非典”一线的甲方人员，无疑知道控制疫情蔓延的重要性。各级领导多次到工地视察工作，看望民工。民工和工地防控“非典”工作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5月4日，沈阳远大公司出现疫情，甲方人员也紧急出动，四处寻找隔离地点。一处不行再找一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适合隔离的场所，地方老百姓又不同意。总包方提出进楼隔离的方案，甲方人员一次又一次通过越洋电话请示未果。最后总包方负责人在电话中与甲方决策者进行了较长时间交涉，甲方决策者才勉强同意甲方老总的建议，腾出双方办公楼作隔离点的方案。
5月6日，各甲方指定分包商接二连三出现疫情，总包急于签订三方责任状的时候，现场的甲方人员表示坚决支持总包对分包的管理，如不按照总包要求去做必须追究其责任。而甲方内部，却因是否在责任状上签字而意见不一。一名甲方高层人员看到情况紧急，义不容辞，毅然现场拍板：签!另外两名高层人员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但事后他们都受到老板的斥责。
5月10日以后，北京市“非典”疫情仍处于高峰平台，按照北京市京办发19号文件“建设单位和总承包单位可以利用已经竣工未交用或已经完成结构施工设施的房屋设施作为宿舍”的精神和市建委要求工地和民工生活区必须达到封闭管理标准的时限，中建一局五公司不得不通过一次次越洋电话和开会磋商，与甲方反复协商民工进驻东黎广场已完结构楼问题，又一次遭到甲方的坚决反对。双方的函件往来言辞激烈，意见难以统一。甲方竟然把总包采取封闭管理的措施说成是“强蛮的行动”！函件中指出：“鉴于贵司强蛮的行动，而且身为我司本项目的总承包，现场一切责任与权利均委托贵司统管。在我司无力阻止贵司强行将各分包民工迁入现场的情况下，我司特此声明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与责任由贵公司承担。”
五、没有鲜花的解禁和违约索赔的威胁
5月20日，北京防治非典型性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举行的第七次新闻发布会上，市政法委书记向中外记者宣布，工地和民工防控非典措施的效果是明显的，当前，民工中的疫情和全市一样，是非常平稳的。
在全市3000多个工地，来自25个省市的64万民工这个易受感染又易传播的群体，疫情得到及时控制，没有造成大面积的蔓延，得益于像东黎广场工程项目总包和分包们的艰苦努力。
记者5月18日在东黎广场施工现场，看到已竣工结构楼里，民工住得宽敞而有序，每个宿舍的墙上都贴着生活区管理规定，体温测试记录，出现病情后本区的防治工作流程图等。楼的外檐延伸着用于解决民工生活的临时上下水和污水管线。楼下是共有6间淋浴室、6间更衣室和6个热水器的洗澡设施，50m长的盥洗池。
然而，管理人员的心情却不轻松。中建二局装饰公司项目经理张义对记者说，当疫情出现的时候，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一切。45人被隔离，租用朝阳区某度假村一项，我们就支出30多万元；为了减少当地其他人员包括民警被感染的可能，我们派人24小时在隔离现场；22名民工闹着要回家，我们千方百计做工作留住他们；实行封闭管理，为了稳定民工情绪，我们为他们买药品，买电视，买报纸；为了达到封闭管理的标准，我们一直在投入、投入，疫情发生后，我们一直工作在最前沿，可我们没有像医疗人员那样的防护条件；45名隔离人员解禁时，也没有鲜花和掌声。而现在，甲方要求我们按期完工，按照合同约定，工期推迟一天罚款30万元，难道我们还要承担这些吗?
其他甲方指定的分包商也纷纷对记者说，虽然我们自己没有防护措施，但我们为进入隔离区的服务人员购买了防护服；为了改善隔离区的生活，稳定民工情绪，我们买水果配餐，甚至为他们买烟。这一切都是为了控制疫情这个大局。可是，甲方在抗击“非典”期间只提前支付10万元，连给民工发放生活费都不够，还声明：这10万元要从4月份的工程款中扣除。
5月20日，一分包向甲方提出，给予一些经济支持，用来对抗“非典”，但遭到了甲方的拒绝。
项目经理，也是工地防控非典第一责任人李汉军对记者说，项目经理部50名干部没日没夜，全力投入抗击非典的工作。到目前，我们用于发放防非药品、消毒、改善伙食、增加临时生活设施、隔离设施、民工班车租赁等24项措施，共支出100多万元。公司机关的干部，无论节日、假日，都在我们这个项目上加班。五公司的领导班子，为了这个项目，确切地说为了这个项目的12家甲方指定分包商，没有吃过一顿踏实饭，没睡过一个踏实觉。可就在昨天，甲方召集总、分包单位开会，没有慰问，没有赞扬，而是要求我们抓紧施工，如期完工。“非典”时期，监理会不开了，材料商不来了，设计方面的文件都得从门缝里塞进去；民工情绪不稳，劳动力效率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如果这些因素都不考虑，我们就面临延迟工期的罚款。
SARS考验，谁对北京负责，谁对生命负责!
